姚前：新型货币战争才刚刚开始

编者按：此文是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姚前为诺比特海林新书「新货币战争」作序全文。经出版社授权「碳链价值」独家首发以飨读者。

关于货币，人们似乎更关心它的价值内涵，而对它背后的技术，在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崭露头角以前，似乎兴趣没有那么浓厚。这是一个信用货币时代，在很多人眼里，货币就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只要银行不倒闭，它就在那里。除了交易转账，货币往往因价值而动，哪里的价值更稳定，收益更高，货币就往哪里移动。移动间，就发生了货币的替代，或转换为资本，或转变成其他形式的货币（资产）。这些故事可大可小，小的可引发人世间的种种悲喜剧，大的可引发为了抢夺货币主导权的“战争”，比如以邻为壑的汇率战、各种贸易/ 货币联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博弈等。

如果说因价值内涵而发生的货币替代是“古典货币战争”，那么因技术先进而引起的货币替代则可称为“新型货币战争”。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们已然在货币演化史中看到了技术的痕迹，比如黄金之所以替代其他材料成为广为接受的货币，不仅在于它稀少，还因为它的技术特性，比如容易标准化、可分割、携带方便、材料稳定和不易变质。只是历史过于漫长，人们逐渐忽略了技术的作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技术对货币的影响正达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状态，并将继续演绎、拓展和深化。它不仅发生在现金、存款货币等各货币层次之间，也发生于各国的货币竞争中，甚至还可能引发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变革，因此引起全球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新型货币战争”可追溯到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央银行的声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中介功能受到广泛质疑，奥地利学派思想回潮，货币“非国家化”的支持者不断增多。在此背景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不以主权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的去中心化可编程货币“横空出世”。有人甚至称其为数字黄金，寄托取代法定货币的梦想。这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私人货币与法定货币的“战争”，是货币“非国家化”对法定货币的挑战。

还有一种“新型货币战争”则是电子支付对现金的挑战。近年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的使用率持续激增，“无现金社会”“无现金城市”等词语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为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推广业务的宣传口号。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货币在总体货币总量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自2003 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与M2比率下降了5%，印度下降了7%，欧元区则下降了3%。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央行货币（尤其是现金）在流通领域被技术更先进的电子支付方式乃至私人货币替代。

或许，我们应该正面地看待和解读这场“新型货币战争”。因为它整体上推动了支付效率的提高、金融的普惠以及社会福利的上升。Libra白皮书指出：“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现在看，其宏大使命未必一定能成功，但对于这样的愿景，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至少在技术方面或模式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参考和选项，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对于法定货币而言，私人支付工具的“去现金化”口号，以及“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兴起，更像是一个Morning Call（叫醒电话），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法币价值稳定，唤醒中央银行不能忽视数字加密货币这一难以回避的技术浪潮，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央行货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

这一唤醒作用已开始显现。以我国为例，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论证其可行性；2015 年，持续充实力量展开九大专题的研究；2016年，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笔者躬逢其时。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基于我国“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开发了准生产级的法定数字货币原型系统。2016年之后，各国中央银行也开始行动起来，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央行加密货币实验，比如，加拿大的Jasper 项目、新加坡的Ubin项目、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Stella项目、泰国的Inthanon项目，还有我国香港的LionRock项目等。

这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参加者有私人部门，有公共部门，有主权国家，有国际组织，有金融机构，有科技公司，有产业联盟，有极客，有经济学人……总体看，这场“新型货币战争”才刚刚开始，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多，比如技术路线之争、数字隐私保护、政府监管、社会治理、网络和信息安全、货币主权、金融基础设施创新、风险防范等。

希望《新货币战争》一书的出版能为读者们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视角和洞见。需要提醒的是，其中有关东方国家的内容，或带有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难免戴着有色眼镜，未必客观，需进一步商榷和讨论，望读者辩证地看待。

是为序。